井、泉与人类的生存繁衍紧密相伴。打井汲泉，是中华民族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重要途径。

水井自发明以来，就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水源。远古先民傍水而居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，人类最早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是直接取用江河湖泽中的水——地表水。地表水的来源主要依赖于天然的降水，故在干旱之年赤地千里、河湖干涸的时候，人类就会出现用水困难，严重时还要逐水迁徙。而这种迁徙不定的生活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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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的出现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有了水井，人们定居的地方不再局限在江河旁边的台地，可以在远离江河的地方定居生活，能够更有效地躲避洪水的侵害，有了更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。与此同时，井水较河流之水更为清洁，对人类的健康长寿大有好处。

现如今，随着社会的进步、科技的发展、人类取水的可选择性的增多，又由于环境变化、浅表地下水污染等因素，水井已慢慢淡出了年青人的视野。特别是城市里生活的孩子，用惯了自来水，对井的概念模糊。但钻井取水是人类最原始的生活方式，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程中抹不去的记忆。

先秦文献记载的“黄帝凿井”“尧时凿井而饮”等距今都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，而井用于灌溉则稍晚一些。殷商时伊尹教民在田头凿井抗旱，至今约3600年。作为文物大省，陕西考古发现西周早期的群井用于浇灌园圃，距今也将近3000年。作为生活之用，陕西在秦汉以后水井发展已很广泛，城市生活用井更为普遍。作为抗旱之用，秦汉以后逐步得到发展，但形成规模晚清记载更详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水井和其他水利工程一样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已成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的重要手段。

就水井的种类而言，大抵有土井、瓦井、砖井、石井、砖（石）木混合井等。

土井是指井壁无任何衬砌，以土为井壁，这种井最为简陋，开凿的成本较低。瓦筒井的特点是，挖出井形后，井壁用陶制井圈一节一节地套叠，砌成筒状，井圈外壁用土或碎陶片填实。

陕西古代水井多已坍塌湮废，存者极少，考古中先后在关中地区发现古代水井遗迹10多处。

一为周井：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以北的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发现8眼浅土井，各9米多深，井筒分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，主要作生活用水或兼作园圃浇灌。在扶风县法门寺附近的任家村发现的1眼周代水井遗迹，呈椭圆形，与丰镐井相似；在西周早期的遗迹中，发现的1眼石砌井，与土井迥然不同，井壁全部用块石垒砌而成，透水性强，坚固耐用。

二为战国井：在今长安区客省庄发现26眼井，均为（1.6～2米）×1米的长方形井；在今临潼栎阳发现圆形陶管井4眼，直径0.9米。深度均在10米以上。

三为秦井：在秦都栎阳宫（今阎良区境内渭河北）遗址中发现4眼陶管井，井圈直径0.9米，高0.3米，壁厚3厘米，圈外壁有绳纹，每井都由10～20节陶井圈砌筑而成，为宫中生活取水井。

四为汉井：在今兴平县窦马村发现椭圆形砖砌井两口，井上口直径0.8米，底部1.5米，井身全部采用云彩花砖错缝叠砌而成，井旁有陶制输水管道。

五为唐井：在今麟游县城原九成宫遗址发现1眼砖砌唐井，井筒呈圆形，直径0.9米，井深10米，井周有用方块青石板砌成的16平方米大井台。井口用凿有花瓣的青石围砌，井筒全部用青砖砌成，由下而上逐渐缩小，呈梯形。礼泉县唐太宗李世民陵园北面，存有百眼石井遗迹，据考证，石井群主要是供当时建陵、扩陵、养马之用，亦可用以浇地，井径0.7米，上下垂直，井深90米左右，开采基岩裂隙水，有9眼石井至今仍保存完好。

以上土井、砖井、石井等，一直是1949年以前陕西各地的主要井型。

水井的开凿，涉及的技术领域较多，如井址的选择、凿井的技术、井圈的护砌等。

随着井的大量开凿，人们对地下水水质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。如《管子·地员》记载了地下水埋藏深度、地下水水质和相应的地表土及适宜种植作物的情况。

《管子·地员》

关于井址的选择，明代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的《泰西水法》记载了根据地貌和泉水出露情况选择井址的原则：“凿井之处，山麓为上，蒙泉所出，阴阳适宜，园林室屋所在。向阳之地次之，旷野又次之。……凿井者，察泉水之有无，斟酌避就之。”就是说，在山麓冲积扇区域，地下水丰富，“蒙泉所出”即地下水出露处，是最佳的凿井位置。对于无泉水出露的地方，认为有四种方法可以判断地下有无浅层含水层，即气试、盘试和缶试、火试。关于井深，提出：“井与江河，地脉通贯，其水浅深，尺度必等。今问凿井应深几何？宜度天时旱涝，河水所至，酌量加深几何而为之度。去江河远者不论。”关于水质，提出根据土质辨别井水的方法：“凡掘井及泉，视水所从来而辨其土色。若赤埴土，其水味恶。……若散沙土，水味稍淡。若黑坟土，其水良。……若沙中带细石子者，其水最良。”同时，还提出了煮试、日光照、品味、称重、纸帛测试等其他五种鉴别方法。关于井底建筑结构和材料的选用，提出：“作井底，用木为下，砖次之，石次之，铅为上。既作底，更加细石子厚一二尺，能令水清而味美。若井大者，于中置金鱼或鲫鱼数头，能令水味美，鱼食水虫及土垢故。”徐光启时代对铅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不了解，误以为铅是做井底衬砌的最好材料，这是其局限性。关于凿井过程中回避有害气体问题，提出了在凿井时要防止“震气”即二氧化碳侵害以及如何回避的科学方法。

（编者：《泰西水法》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着作，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熊三拔口述，徐光启译为汉语，首次出版于1612年，共六卷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，”第一卷为龙尾车，用挈江河之水；第二卷为玉衡车，用挈井泉之水；第三卷为水库记，用蓄雨雪之水；第四卷为水法附余，讲寻泉作井之法，并附以疗病之水；第五卷为水法或问，备言水性；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。）

在井的发展史上，提水设备的更新和发展占有重要地位。

陕西古代提水工具有戽斗、桔槔、辘轳、翻车等。要汲井中水，井绳是必备之物。先秦哲人荀子有“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”的说法，绠就是系在汲水器上的绳子。汲水的器具，最初为陶质，如缶。因陶制瓶罐易破损，后来又发明了用柳枝编成的水斗（或称柳罐、柳棬）、木桶、水桶等。为了减轻汲水出井的劳动强度，聪明的古人还发明了省力的提水工具，把费力捯井绳变为省劲的巧干。

戽斗。其始于周初，用四根麻绳系一口柳筲或木桶，用两人之力，从低水面向高处提水，引入田间。

辘轳。据《物原》记载，“史佚始作辘轳”。史佚是西周武王至康王时期（前1046—前996年）史官。周武王灭商后由岐邑迁都于丰（沣河西岸）。使用辘轳距今约3000年，魏晋南北朝时已得到广泛使用，以后又有双桶辘轳（俗称鸳鸯辘轳），即在井绳两端各系一个水桶。元代王祯《农书》说：“虚者下，盈者上，更相上下，次第不辍，见功甚速。”

桔槔。据《庄子·天地篇》载：“凿木为机，后重前轻，挈水若抽，数（速）如泆汤，其名为槔。”战国时期（前475—前221年），广泛使用于汉水流域，以后逐渐遍及关中。

水车。其前身是翻车。《后汉书·张让传》载，东汉灵帝中平三年（186年），使毕岚“作翻车”，即设机车以引水，“施於桥西，用洒南北郊路，以省百姓洒道之费”，距今已有1800多年。三国魏时马钧，扶风（今兴平市东南）人，改良翻车。据裴松之注《三国志·魏书》载：马钧“乃作翻车，令童儿转之，而罐水自覆，更入更出。其巧百倍於常。”当时人称马钧为“天下之名巧”。唐文宗大和二年（828年）闰三月，宫廷绘出水车图样，令京兆府造水车，散给沿郑白渠百姓以灌溉高仰之田。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韩城县令马攀龙制木轮“百斗车”，提高了提水效率，群众感恩戴德，为其建祠塑像。据《太平广记》中引《启彦录》语：“唐邓玄挺入寺行香，与诸僧诣园观植蔬，见水车以木桶相连，汲於井中。”

1949年以后新式提水机具向多样化、机械化的方向发展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陕西各地出现了解放式水车、潜水电泵、深井水泵、离心水泵等，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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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今在陕西农村个别地方还在使用的辘轳提水——井口设辘轳，汲水者摇动辘轳的曲柄，通过放松或缠绕井绳，使汲水器下降或者上升。水井与辘轳一起，千百年来，一直是人们聚居地的一道常见景观。

近现代以来，随着打井技术水平的提高，深层地下水逐渐被开发出来，机电井成为中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设施，提水机械则采用抽水量极大的机电水泵。20世纪50年代起，陕西的凿井机具逐步由“土”到“洋”，发展很快，进入70年代以后，全省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凿井新工艺，新的凿井机具主要有人力冲击锥凿井机、转盘式钻机、冲击式钻机、大口井钻机、农用简易钻机等5种。

耿涛（1968 —），男，汉族，任职于陕西省水利厅直属机关党委，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委员，主要从事陕西省水利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和水文化建设工作，陕西水文化遗产的挖掘、保护和基础研究工作。积极推动陕西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、水文化传承与弘扬、水文化宣传与教育等工作。与有关人员合作编辑出版了《郑国渠》《秦水情》《龙王河》《引泾灌溉历代碑文集》《月亮河的传说》等书籍；出版发行《古渠春秋》《大美渭河》《水泽三秦》《水韵陕西》等画册；制作了《千秋郑国渠》MTV、《崇德向善 水利好人》、《为水而歌 水利志愿者在行动》等专题片。倡议并推动了陕西“郑国渠”“汉中三堰”“龙首渠引洛古灌区”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作。